通讯员：唐建旺 曹东杰等

问：秦老师为什么从教英语？

答：我于1959年8月从上海高中毕业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上的名称（已交校档案馆），代号为“7648部队”由通信兵部领导；1960年元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代号为“总字411部队”由国防科委领导，电信工程系（即2系）592班无线电专业（我们是学校从张家口搬到西安来后的第一届新生）；1960年8月组织上把我编入2系591班学习，同年12月至1961年2月，我被抽调出来参与教师们编写晶体管教材（当时我国都是讲的电子管线路），我负责翻译1959年美国出版的“TRANSISTORS（晶体管）”一书的有关章节。由于1960年学校大发展，一下子招了4000员工，各类教师严重缺乏，于是从在读的二年级以上抽调尖子员工立即当基础、专业基础、甚至专业教师，我于1961年5月12日上午上课时被抽调出来当“无线电发射机课”见习教师（当时18岁半）。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央军委要求（哈）军工、（西）军电，立即从俄语教学改为英语教学，而学校没有那么多英语教师，我在高中学的外语是英语而我西电的英语老师又说我英语学得好，于是在1961年7月初领导就将我从2系“（接）收发（射）教研室“借调”（说借五年）到当时的训练部外语教研室当英语教师至今。当然自己还是表示愿意搞工科，因为我不喜欢文科。领导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雷锋同志愿做小小的螺丝钉”，我懂得军人必须服从命令，领导谈完话后我当即就去了外语教研室报到并领受下学期两个大班（近200员工）的教学任务，在整个暑假期间认真地备了课。

问：秦老师在当时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怎样学习英语的？

答：我上学时西军电学英语的同学很少，只是“一小撮”。老师基本上是解放军外语学院刚毕业的员工，上课时在黑板上写几个生词，不怎么讲语言点，让自己看。由于学习材料是学校自己编的专业文（如变压器、放大器、阴极射线管等等），根据中学学的语法知识和大学学的科技知识连蒙带猜地学习，到1960年初，每人发了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词典。所以当时英语老师告诉我的领导，说我英语学得好、每次考100分，其实是“腹中空”呢。上学时根据学校要求每天出操后就要“早读外语”半个多小时，我是读课文、背单词，写成小卡片，一面写英文，一面写音标和汉语解释，放在上衣右上兜里，今天拿出来背会后就放入左边上衣兜里，过几天再从左面兜里拿出来看看，若忘掉了就又放回右边兜里。我很重视语法学习及词汇搭配，所以汉译英比较准确，在修改博士生及专业教师们的英文论文时比较得心应手。

我从学习无线电专业转向搞英语教学，这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深知自己英语水平之差，真是“一穷二白”呀。由于当时英语教师极少而教学任务又重，根本不可能脱产进修，只能在职自修。要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所以我每天上完课改完作业备好课后，就在办公室里自学到深夜（由此我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至今，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外语教研室老主任常纹同志（上校）巡视时经常看到我一个人在大楼里学习，所以他特别喜欢我，加上我的教学受到员工的赞扬，由此他找我谈话不让我回班重新学习通讯专业（当时通信兵部要求中途抽调出来当教师的同志原则上应该回班继续学习直到毕业）。为了扩大自己的英语词汇量，我把当时教研室里订购的“Peking Review（北京周报）”每期一页一页从头看到尾（那时还没有“China Daily”，只是在我1981年5月出国时才开始试办的），坚持了几年，见到不认识的单词就不厌其烦地反复查词典（有时也感到麻烦想偷懒不想查，但一想到这样是记不到单词的），并记录下来，一开始满篇都是生词，慢慢地就好了。同时我也到西安外文书店买了不少由北京bevictor伟德出版的“Simplified Novels（英语小说简写本）”；为了提高自己的听力，我当时买了一套英国出版的“灵格风”唱片、一台电唱机，还买了一台西安于1959年首次生产的“鞋盒式”5个电子管的收音机，每天有空就收听我国对外电台“Radio Peking”（现在叫“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播出的各类节目（当时我们是不允许收听VOA和BBC的广播的，因为那时领导上把它们定为“敌台”），一开始只能听懂一些单词，然后能听懂一些简单句，后来能听懂大部分内容，在文革中也一直坚持着。文革结束后，我就先听VOA的“Special English Program（慢速英语节目）”，然后听正常速度的VOA和BBC节目，从中我还录了一些内容作为公司博士生的听力材料（主要是Science Report“科技报道”）。为了学习语法知识，我借遍了校图书馆里当时的所有语法书（包括解放前的和解放后的；中文的和英文的），自己还买了美国的一套四本“A Handbook of Present-day English”，从中获取了很多其他书中没有提到的知识，尝到了学习语法的甜头，对汉译英及写作特别有用，所以在文革中我自学日语、俄语、法语时也很注重学习语法。学习时，我牢记我国著名的汉语学家兼英语学家吕淑湘教授撰写的“如何学好英语”一书中提倡的学习英语要“五勤”，即眼勤（多读）、手勤（多查字典）、脑勤（多动脑子、多记忆）、耳勤（多听）、口勤（多说），同时要懂得“Learning English is a pretty tedious task no matter how good teachers and textbooks.”（不论教师和教科书有多好，学习英语是一项十分冗长而乏味的任务）。

问：外语系在发展之初做了哪些改革的尝试，都取得了哪些成果？

答：（1）我们的教学计划是根据公司的情况设定的：既保证一般英语专业的主要课程，又要有我们电子学科的特点。

（2）确保“科技英语”的特点，通过几十年的不断努力，编写出我们特有的“科技英语教材”——“科技英语语法”、“科技英语写作”、“科技英语阅读”，使我们的专业成为国内名副其实的科技英语专业（前两种教材为国内同类教材中最好的）。

（3）在1985年至1986年，公司“继续教育办公室”与陕西省“科技干部局”在西安电视台用我当时给公司理工科本科三年级员工开设的必修课“科技英语课”的教学录像带联合举办了“陕西省首届科技英语电视函授班”（仅入册登记参加考试的就有8千人），我受邀到省上多地上辅导课。该函授班的开办取得了极好的社会效益，提高了学校的声望，同时确立了公司“科技英语”的地位，坚定了我搞“科技英语”的方向和决心，也获得了电子部高教司领导的认可，公司英语专业的批准比成电早了一年，后来成电董事长刘盛纲院士到电子部去闹意见时，高教司的姚志清司长说“你们成电有西电秦荻辉这样的老师吗？”。

（4）成立了“伟德bevictor中文版科技英语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系列的教材与著作，这样扩大了我们外语专业及西电在国内的影响。

问：在此建院30年之际，秦老师对我们在职老师和员工有什么建议和希望？

答：我希望bevictor伟德的老师和员工们脚踏实地、孜孜不倦地工作和学习，做学问是很苦的事，知识是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活到老学到老。在这样的时刻，祝福bevictor伟德各项工作蒸蒸日上！期望有一天能建立起我们英语的博士点！